1994年,基辛格自传中点评抗美援朝:毛泽东没有理由作相反结论

提到抗美援朝,我们中国人自然不会陌生。

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场生死攸关之战,是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正义之战。

但作为战争另一方的美国,从上至下却对这场战役讳莫如深。

作为美国第一次发动的无预警的侵略战争,它几乎消失于美国国内的舆论之中,除历史学家外,提及者寥寥。

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为数不多将这段往事记录下来的人。

他在1994年出版的自传《大外交》中,谈到了一些关于朝鲜战争的过往与理解。

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令人深思:

“毛泽东有理由认为,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,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;最起码,他没有得到理由去作出相反的结论。”

基辛格似乎已经完全明白毛主席所言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的真正含义。

那么,毛主席作出“非战不可”的具体依据是什么?基辛格又是出于何种立场作出这一点评的呢?



中国非战不可的理由

毛泽东做出这个判断的根源,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态势,对中国极其危险。

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,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,中国庄严而郑重地向世界宣告:

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!中国从此站起来了!


(开国大典)

无数人热泪盈眶,他们为这一天等待了太久太久。

自1840年鸦片战争伊始,中国就一直处于被列强瓜分、蹂躏的狂潮之中。

经过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,又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,中国人民终于过上了平稳安定、没有压迫的生活。

可危机却依旧潜伏在侧面。

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,于1947年致国会咨文中宣称:

“自由与民主”受到“极权”的影响,美国应当担负起保障各国发展的重要使命。其本质则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、意图称霸世界的战略。


(杜鲁门)

这一主张被称为“杜鲁门主义”,国际普遍认为这是美苏冷战的开端。

但对于中国来说,它的提出也为中美之间埋下了战争隐患。

根据“杜鲁门主义”,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“岛链战略”,用以围堵亚洲大陆。

其构想是将朝鲜半岛、台湾岛、菲律宾至中南半岛连成一线,以遏制中国及苏联向远东的扩张。

在第一岛链的战略构想里,与中国、苏联直接接壤的朝鲜半岛就成了一个关键之地。

控制住朝鲜半岛,就可以把它作为跳板,向亚洲大陆内部扩张将畅通无阻。


(第一岛链)

与朝鲜接壤最多的中国,则首当其冲。

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酣睡?

其次,美国在强行干预朝鲜内战之时,就已经一次次踩到中国的底线。

自1950年6月美国空军投入朝鲜战场后,鸭绿江畔就一直处于美国飞机的威胁之下。

那时在边境线上劳作的农民,随时都能看到头顶的美国飞机呼啸而过。

他们不仅入侵中国领空,还在中国境内进行侦查、轰炸、扫射。同年9月22日,美国公然在我国安东(今丹东)投掷12枚炸弹。

在美国空军支援南韩的同时,另一边,美国海军舰队悍然入侵台湾海峡,严重威胁到我国的主权尊严。

针对这一挑衅事件,周恩来公开对美国警告:

“中国必将解放台湾,同时积极对抗美国侵略者。”


(周恩来)

但危机还远远不止这些。

东北一直都是中国的工业基地。新中国成立后,约半数的工业都驻扎在东北。

而东北半数的工业在辽南,即鸭绿江畔。

也就是说,新中国四分之一的工业,都位于美国飞机与大炮的威胁之下。

这样怎么能安心生产、恢复经济?

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周年后,1950年10月,毛泽东的书桌上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平壤的紧急电报。

电报的落款是金日成、朴宪永,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和朝鲜外务相。


(金日成致毛泽东电报)

唇亡齿寒这个道理,熟读史书的毛泽东怎会不懂?

覆巢之下焉有完卵,一旦由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带领南韩控制整个朝鲜半岛,那对于中国、对于社会主义阵营,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。

行动,已是箭在弦上。

可毛泽东依旧压下了这封电报,因为在中央政治局内,对于是否出兵援助朝鲜争论不休。

时局已恶化至此,为何中央政治局迟迟未做出最后决定呢?

中央决策艰难的原因

自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以来,中央政治局就是否援助朝鲜的问题,已经连开数个会议进行讨论。

中南海颐年堂,集中了新中国党政军几乎所有的主要领导人。

为了能够让大家畅所欲言,毛泽东特意嘱咐大家不要进行会议记录。


(颐年堂)

但讨论的结果,依旧是多数人不赞成出兵,给出的方案也无非是不出兵或者晚出兵。

而不赞成出兵的同志,也是有足够充分的理由。

首先,是新中国刚刚建立,百废待兴。

那时的中国,经历了百余年的战火,国民经济几乎停滞,工业也处于停摆状态。

中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重建、恢复,治愈战争带来的经济、社会等各方面的创伤。

在1950年的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,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用三至五年时间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,这场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恢复国民经济。


(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合影)

可目标制定不过几个月,尚无喘息之机,就要投入到又不知多少年的战争中吗?

其次,是中美力量过于悬殊,面对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,中国与之正面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。

以GDP总量看,当时中国的GDP约为100亿美元,而美国当时的GDP为2848亿美元,占到当时西方世界的70%,是中国的28倍;而对于战争最为重要的钢产量,中国约为60万吨,美国为8772万吨,是中国的140倍。

两国的军事实力也不在同一个量级。

二战结束时,美国军队约1200万人,拥有完整且成熟的海陆空军队体系、最现代化的军队,甚至拥有超级武器“原子弹”;

但当时的中国,在还未从苏联获取武器装备的情况下,拥有的装备还是由“万国牌”拼凑而成,海军与空军尚在组建阶段,还未形成战斗力。

以中国当时最强大的地面部队为例:

美军一个师装备有各类坦克共 149 辆、装甲车 35 辆,各种火炮 794 门,各种汽车 3800 余辆,而中国每个军仅有各种火炮 520 余门,并且火炮陈旧、型号杂、射程近、炮弹少。

每军仅配有汽车100辆左右。

除此之外,美军的机动性、通信设备都远远高于我国,在战场上拥有绝对的主动权。


(美军装备)

我们的一个军,还不如对方的一个师力量强大。

不管是从直接对抗时的军事力量,还是战争开始后的后勤补给,中国都处在劣势中。

这个仗,怎么打?拿什么去打?

但如果不出兵支援朝鲜,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什么呢?

前面说到,美国的“第一岛链”离中国海岸线仅仅160公里,一旦形成,那么中国的东南沿海的大片领土,将直接在美国的力量范围之内。

东北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,如果南韩统一朝鲜半岛,那么中国东北将直接暴露于资本主义阵营之下。

更何况,此时的美国已经占据了朝鲜战场的主动权。

仁川登陆后,战局骤然逆转,已经被北朝鲜逼至釜山的南韩军队,被硬生生从海边拽了回来。

三八线已然形同虚设,朝鲜人民共和国危在旦夕。


(仁川登陆)

它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,随时都有落下的可能。中国一时的妥协,换来的则会是永无止尽的威胁。

况且,不管是入侵台湾海峡,还是轰炸鸭绿江畔的中国领土,都对中国主权是一个严重挑衅行为。

如果新中国连这些都可以忍受,那么作为一个主权国家,有何尊严可在?

与当初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又有何分别?

被紧急召回的彭德怀在同年10月4日刚下飞机,便匆匆赶到中南海。

由于毫无准备,在大伙儿讨论地热火朝天时,他一言不发,只是做着记录,默默思考。


(彭德怀与毛泽东)

夜晚,他回忆着白天会上的情景。

其他场景渐渐模糊,而毛主席在会议结束时的一番话,却愈发清晰:

美国侵占朝鲜与我隔江相望,威胁东北的同时又控制着台湾,还威胁到上海、华东各地,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能找到借口。战争,已迫在眉睫!

第二天,毛主席在会议开始前单独召见彭德怀,问他对于朝鲜的看法。

彭德怀只回答了一个字:

“打!”

全国上下为抗美援朝所做的准备

既然确定要打,自然需要预估可能出现的结果,并做出相应的对策。

中共中央在最后做出抗美援朝决策的同时,也预估了可能出现的三种战局形势:

第一种是志愿军在入朝作战后,借由苏联空军的掩护和支援,协同朝鲜人民军,将侵略者彻底消灭。

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朝鲜的问题,是中国所看到的最理想的结果。


(斯大林)

第二种是虽以志愿军为名,但仍旧会引来美国对中国的敌视,从而对中国宣战,若在朝鲜战场双方势均力敌,陷入胶着,那势必会引来国内民众的不满,从而引发政局动荡。

这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

第三种则是苏联不进行支援,志愿军充分发挥其作战特长,采取与解放战争相似的,用小型城市包围大中城市的战略。

这样就可以迫使美国进行谈判。

在得到苏联不能出动空军支援的答复后,中央一致认为:

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,我们所能做的,就是努力争取到第三种情况。

毛泽东在1950年10月23日,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:

“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”。

基辛格与毛泽东一样,看到了中国必定出兵朝鲜的根源,那么他们也必然清楚,中国做出这个决定的艰难。

为了未来几十年的安稳,这几乎是相当于赌上了新中国的全部家底。

不过毛泽东早已预见到了朝鲜战场有恶化的可能,于是在作出这个最终决定之前,中共中央为防止战火蔓延也做了完备的部署和全国性的动员。

首先是东北边防军的建立。

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,1950年7月,联合国正式通过了组建“联合国军”进入朝鲜作战的决议。


(联合国大会)

此时的毛泽东已经预感到战局将会恶化,为了应对有可能出现的状况,中央于当月13日做出了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,组建“东北边防军”。

该军以13兵团为主力,由东北军区原司令高岗代为指挥。


(高岗)

同时,为了掩盖真正意图,防止美国警觉并做出相应对策,特地将13兵团与15兵团的番号对调,造成其仍旧在海南开发建设的假象,实则迅速在东北边境完成集结。

在这之后,又从全国各地陆续抽调共5个军的兵力,作为一线部队,排在鸭绿江畔,严阵以待。

这些军人,原本都是要进行生产建设的。

他们解甲归田,面朝黄土,努力垦荒。

之前东北军区的军人,积极投身北大荒的开垦中,看着逐渐抽芽、结穗的高粱、小麦,满心欢喜等待收成。

却在即将秋收之时,他们踏上了开往鸭绿江的火车。

每个人都哭了,但每个人都没有后退。

随13兵团一同北上的,还有被任命为兵团司令的邓华。

这位司令历经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组织指挥了海南岛战役,从北一路打到南。

可现在让他再回到北方,他的心里却没了底。


(邓华)

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。途经北京时,毛泽东特意在中南海丰泽园面见邓华,向他说出集结东北的最终任务:

保卫东北边防,但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。

带着这样的使命,东北边防军以朝鲜地形确定作战样式,以美军的特点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,针对美军怕截断退路和过分依赖技术装备的弱点进行突破,甚至做好了它打原子弹的准备。

面对一场可能出现的、前所未有的大仗,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

其次是战略重心的转移。

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,我国的国防重点集中在天津、上海、广州等主要城市,整体呈现“南重北轻”的态势。

天津作为北京的出海门户,其重要性自不必说;

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,地位超然;广州与香港毗邻,是中国出口贸易的关键所在。

这种布局状态,符合新中国初期发展经济的需要。

而东北作为战略大后方,则是以地方部队、留守部队为主,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劳动生产、开垦荒地。

朝鲜战争爆发后,东北的战略地位陡然提升,一跃成为“国防前哨”。

与朝鲜大部接壤的东北地区,地广人稀。

在此陈兵,对于中国来讲,进可直接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,退可让志愿军有稳固后方。

所以东北行政区也立即转入战时体制,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的总后方基地。


(赶往集结地点的东北边防军部队)

除了已经集结的东北边防军外,原解放台湾的部队为二线部队,原铁道建设部队为三线部队,作为东北边防军的补充。

与此同时,为了防止美国和国民党趁机袭扰,中央也部署了全国防空和沿海防御的阵线。

最后是国内政治动员的配合。

与二战后的超级大国进行直接对抗,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讲是个极大的考验。

除了志愿军在前线浴血奋战外,后方物资的支援也是重中之重,互为支撑。

在派遣志愿军入朝后,国内的劳动生产建设也有了新的任务。

按原本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,军费开支是需要从此时的40%下降到30%,用以支援生产。

但1950年下半年,军费开支不降反升,占到国家财政的43%,次年更是升至48%!

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运动,各地方的民间组织、私人团体为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支援一切所需物资。

一架架命名为“武汉工商号”“常香玉剧社号”等等的战斗机飞抵朝鲜上空。


(常香玉号)

为防止某些资本家在战时投机取巧,大发国难财,中央开展了“三反”“五反”运动,肃清党政机关和私人工商业者中的不法行为,为前线做了强有力的支持。

此外,还在国内发展爱国卫生保健运动,与消灭美国细菌战相互响应,等等。

万众一心,这一仗还有什么失败的理由?

总结

在当年志愿军入朝之时,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,这句话也可以当做是他必定出兵朝鲜的根源:

“打得一拳开,免得百拳来。”

这与基辛格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。

朝鲜断然不会是美国的最终目的,而中国需要做的,是拼尽全力将敌人阻挡在国土之外。

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后来在评价毛泽东时谈到:

这(指抗美援朝)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,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。

没有高精尖武器,我们有灵活机动的班组突击战术;

没有优越的通信设备,我们有能力卓越的将领和作战能力优秀的士兵;

没有强劲的国力作为支撑,但我们有不畏强权的精神,中国人民不怕战争!


(板门店谈判)

事实证明,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吃的苦、流的血没有白费。

在小小的朝鲜半岛,我们能让号称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国遭遇滑铁卢,心甘情愿坐下来与我们谈判。

这一仗,换来的是美国以及世界所有国家,不敢再对中国有丝毫轻视;

换来的是未来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;

换来的是未来中国几十年的国际关系中的和平稳定发展。

基辛格是站在后来回望过去,而毛主席是站在漩涡中央,看清了遥远的未来。

参考文献:

【1】齐德学.英明的决策、胜利的结果、伟大的意义——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【J】.当代中国史研究,2020,27(5):5-19.

【2】李智星.新中国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和人民主体——以北京市历史档案为基础进行分析【J】.东方学刊,2020,(4):98-102.

【3】吴宏亮,孟涛.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”———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【J】.史学月刊,2013(10):77-85.

【4】侯中军.朝鲜战争期间台湾的应对及其影响【J】.中共党史研究,2020(4):70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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